在中國共產黨百年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中，有許多國際友人同情中國人民的遭遇，認同中國的發展道路，毅然決然的與中國共產黨站在一起，風雨同舟，攜手同行。新西蘭友人路易·艾黎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位。他在中國工作生活60年，與中國人民同甘苦共患難，為中國的革命和建設做出了杰出貢獻，贏得了中國人民的愛戴和尊敬。路易·艾黎在中國革命中的紅色故事，映照出中國新民主主義時期的革命圖景，濃縮了所有對華友好人士的卓越與偉大。

　　1.目睹不公救苦救難

　　1927年4月21日，也就是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第九天，路易·艾黎在上海十六鋪碼頭下了船，第一次踏上了中國的土地，當時的上海正處于社會動亂之中。經朋友介紹，艾黎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謀得一份消防督察的工作。這項工作很辛苦，可以“如愿”地檢查所有的工廠。包括直接接觸工作群眾，查訪開設在擁擠、發臭的陋巷里的工廠和車間，而這是絕大多數消防官員所不喜歡做的事。但是，隨著對中國情況更多的了解，艾黎對中國和中國人民開始產生了感情。

　　在督察中，艾黎親眼目睹了工廠的一切，想不到上海工人竟是在這樣擁擠、簡陋、昏暗的廠房生產著美麗的絲綢、光潔的棉布和漂亮的玻璃器皿！最令他痛苦的經歷之一，是看到上海一家繅絲廠童工所遭受的令人難以置信的折磨。在那里工作的大多是童工，有的孩子不過八九歲。他們每天要在煮蠶繭的大槽前站十二個小時，不停地在水里理弄著蠶絲，手指被開水燙得又紅又腫，兩眼被蒸氣熏得滿是血絲。艾黎經過多方協調和努力，總算迫使工廠主接受了改善勞動條件的一些要求。但類似的情況還多得很，有些化工廠甚至更可怕：搪瓷廠的銻中毒、電池廠的鉛中毒……斷送了不知多少童工一生的健康。為了弄清有害金屬中毒的情況，艾黎和在上海的美國醫生喬治·海德姆（中國名字叫馬海德），到相關工廠逐個做了調查，馬海德后來寫出了當時關于中國工業公害對工人影響的第一份研究報告。在此期間，艾黎還對紗廠工人包身工制、住宿制等也作了調查，對那些嚴重剝削工人并釀成事故的人盡量施加壓力，并采取措施設法消除在涂鉻車間或制手電珠車間等影響工人健康的一些公害。與此同時，艾黎把幾個小廠的童工送到他們建立的食堂去進餐。隨著調查的深入，艾黎認識到上海工廠存在的問題還不只是勞動條件和安全措施太差，更難改變的是那罪惡的制度。

　　2.綏遠救災領養孤兒

　　1929年夏，位于綏遠的薩拉奇地區發生了大旱災。逃荒的難民從遠近農村一齊涌向薩拉奇城區。薩拉齊當時土匪橫行無忌，地方官員還鼓勵種植鴉片以增加稅收，整個薩拉齊是個十分令人觸目驚心的地方，人口由于饑荒而猛增到原來的3倍，達到10萬人。許多難民沒到薩拉奇城區便病餓而死，被扔進城溝。此種情景令人難忘。艾黎利用工部局工作的休假日志愿參加華洋義賑會組織修建民生渠的救災活動。這項工程是從黃河到黑河，穿越平原，修建一條80里長的水渠。艾黎從上海搭“藍色快車”到北京，然后轉車去薩拉奇，火車上巧遇到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艾黎在薩拉齊工作了三個星期，華洋義賑會工程主任托德交給他的任務是：在修建水渠進水口之前，搶時間挖柱坑豎桿架設電話線，以便為修渠工作溝通聯系。艾黎和燕京大學的學生們立即投入工作，電話線在鄉間拉得很長，從薩拉齊算起有好多公里。最后，他們把電話線終于拉到了黃河上磴口的進水工地，并在那里建造了一個倉庫。

　　幾個月后，聽說有一批綏遠災區難民的孩子被送到了上海的難民收容所，艾黎便去那兒認領了一個孩子，艾黎為其取名為阿蘭，這樣起名是因為綏遠曾是阿蘭人生活的地方。阿蘭出生在畢克齊的農家，14歲，農民模樣，面容憨厚。1930年1月，艾黎為阿蘭辦完了收養手續，以后改名叫段士謀。艾黎在上海期間共領養過兩名中國孤兒，次子是王季香（后改名黎雪），他曾經是洪湖革命根據地的一名小偵察員。1932年湖北洪水泛濫，王季香失去雙親后被送進了武漢的孤兒院。艾黎當時正在武漢參加賑災、修堤的工作，他目睹了幾十萬難民無家可歸的慘狀，便從孤兒院認領了這個11歲的孩子。后來，艾黎教育培養他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3.洪湖送糧賀龍補謝

　　按照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規定，工作四五年后，可以有一次探親假，為期8個月，工薪照付。艾黎的第一次探親假（回新西蘭）應該是在1931年下半年。但就在這年夏天，洪湖蘇區遭受特大洪澇災害，受災民眾達800多萬。這是一次震驚世界的大水災，甚至當時的國聯（即現在聯合國的前身國際聯盟）也出面救濟。

　　在這最困難的時候，艾黎于1932年初受國際聯盟委托，從上海只身來到武漢，以國際救災機構成員身份，為洪湖災區發放國際救災物資，協同政府展開“救災”工作，艾黎的一位朋友貝利老人也參加了這項工作。這次“救災”工作，對艾黎說來，是一堂很生動的政治課。艾黎在其著作《與洪水戰斗的人》中記述到：“國民黨政府真是腐化到了瘋狂的地步。救濟工作只不過是貪污、盜竊和投機倒把的遮羞布。他們什么真正工作也不做。各地修補堤防完全出自民眾的熱情，憑他們的雙手來抵御下一次洪水的到來。這是一場群眾和貪贓枉法的官僚的斗爭。后一種人把他們從救濟物資中撈來的錢飛快地換成美金，用他們個人的名字存進外國的銀行……”艾黎沿著長江南行，視察水情和堵堤的工作。他經洞庭湖來到了長沙，見到了當時的湖南省主席何健。艾黎“希望何健能杜絕官僚對救災物資的貪污盜竊活動，同時對修補堤防給予大力協助”。但結果是：“他冷淡地接見了我。我對他說明了許多事實。于是他便大放厥詞，罵起共產黨來……他說，我是一個外國人，不了解中國情況。中國素來是常有水災的國家，而且中國的人口是那么多，淹死一些也無關緊要，農民自己會去修堤。當前的問題不是救濟水災、修補堤防或者諸如此類的事情，當前的主要工作是剿共，擁護蔣委員長，擴大軍隊，保護秩序，使世界各國的人可以來中國做生意……”

　　這種看法正代表國民黨所有封建買辦官僚的看法。洪水和人民的死亡，對他們說來，是無所謂的事情。他們所害怕的是共產黨。艾黎計劃撥出國外運來救濟的糧食和物資供應災民，解決他們的生活困難，同時也利用他們的勞力，把他們組織起來，積極展開修補堤防的工作。但國民黨政府不僅不考慮這個意見，反而認為難民就是共產黨，對他們進行殘酷的迫害和屠殺。艾黎諫言負責國外救濟物資的外籍人士向國民黨當局提出請求，即由他們國際救濟委員會的人設法來處理災民的疏散問題，借此取得處理一部分救濟物資的權利。這個權利艾黎算是終于取得了，通過這個方式災民才算得到了一些糧食，可以自力更生。這樣，他們逐步離開了這個白色恐怖籠罩的地區。

　　但剩下的救濟物資，難道就留給國民黨政府搞貪污盜竊和投機倒把活動嗎？艾黎巡視過武漢外圍洪水泛濫的地區，有的地方，老百姓靠自己的力量，在日夜修補堤防，抵御新的洪水襲擊，洪湖蘇區及其附近地區就是如此。但是由于洪水沖走了莊稼，他們面臨著嚴重的饑餓。為什么不把糧食和其它救濟物資運送一部分給他們呢？但這個計劃要取得國民黨政府同意，卻是比上天還難。

　　艾黎找到了一個讓國民黨政府無論如何也駁不倒的理由，那就是武漢地區防洪沒有什么動靜，而在武漢的上游老百姓卻在熱火朝天地修補堤防，以堵住大水淹進武漢。這樣一些人，不管怎么說，有權利得到救濟的物資。這些人就住在洪湖外的新堤一帶。國民黨政府拗不過艾黎的堅持，只好同意送幾船糧食前往新堤。但為了保證這些物資不落進共產黨手中，國民黨政府還特派一批“丘八”（對兵士的貶義舊稱）跟隨。1932年2月，艾黎親自押運著3艘裝有糧食和藥品的駁船從武漢駛向洪湖。這支船隊在還沒有完全到達目的地之前，兩邊岸上就響起了槍聲。事隔31年后（1963年夏天），賀龍在北京再次見到艾黎時，再三感謝他當年的雪中送炭。賀龍以半幽默半嚴肅的口吻對艾黎說：“艾黎同志，我們很抱歉，1932年你給我們送糧食來，我們還放了槍；但是我們相信，你會諒解，也會同意；這幾槍放得非常得體，非常必要！”

　　4.觀念轉變深研馬列

　　在上海期間，艾黎常利用公休假日到周邊地方去看看。他去了杭州、寧波、蘇州等地，參觀一些感興趣的地方。在假日出游中，艾黎逐漸由人微言輕的旁觀者轉變為注重社會分析的參與者。無錫的一次出游，標志著艾黎思想上明確的轉折。

　　1929年3月，艾黎在去無錫的旅行途中，看到了一樁怵目驚心的事情。六位年輕的繅絲工會員工因組織罷工、爭取改善待遇而被作為“共產黨”遭到殘殺，這件事震撼了他的靈魂。當時的艾黎和在上海的絕大多數外國人想法差不多，還沒有什么牢固的政治觀點，只知道一些行善的大道理和循規蹈矩地盡力工作。艾黎帶著疑惑向一位英國朋友亨利·巴林博士請教，他是上海一所學校的校長，并擔任一家英文報紙的編輯。巴林博士對艾黎說，你最好還是讀點書，并給了他一本馬克思的《資本論》。艾黎認真地研讀了這本書，此后幾年又閱讀了大量相關社會進步的書籍，并與巴林等人探討交流。有一次巴林和一位名叫漢斯·希伯的外國人來看艾黎。他們向艾黎同時提出了一個問題，組織一個馬列主義學習小組。這個主意與艾黎的想法不謀而合，很快他們就取得了一致的意見，于是上海的第一個國際“馬列主義學習小組”就成立了。這個小組的成員不僅有上海不同國籍的外國人，還包括在上海做地下革命工作的中國同志。在外國人的成員中，有美國作家史沫特萊、美國醫生馬海德、英國工程師甘普霖、奧地利進步女青年魏璐詩、基督教女青年會的4位女干事……。他們不單研究馬列主義，還不時探討時事政治，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恐慌、法西斯的興起、蔣介石的反共“圍剿”、上海的階級斗爭等等。除此外，他們還研究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和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所進行的革命斗爭。這時，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把他從消防隊調到工業管理部門（工業科），任命他為公共租界的工廠督查長。艾黎已經懂得了一些馬列主義，并且也學會了一些斗爭的策略。艾黎開始明白，是誰造成了今天中國人民的苦難，是誰在領導人民為尋求解放而斗爭。

　　5.家藏傳單秘設電臺

　　上海愚園路1315弄瑞興坊4號，是路易·艾黎的故居。這幢英國式雙開間三層磚木結構建筑建于1912年，東西向而建，室外有扶梯可直上二樓居室。底樓前半部分為會客室和餐廳，后半部分是廚房等輔助用房，中有一間小工房，內置一臺車床和一些工具，底樓沿弄堂有汽車庫，房前有小花園。1932年至1937年，艾黎曾在此居住，一住便是五年。這里見證了艾黎在上海的紅色歲月及其為中國革命作出的貢獻。這個住所，原本是艾黎與在上海電力公司工作的英國電氣工程師甘普霖共同租用。后來，艾黎在內蒙古救災后領養的孩子阿蘭（段士謀）和從洪湖孤兒院領養的第二個男孩邁克(中文名叫黎雪)也同住在一起。

　　由于租界工部局洋人的身份，再加上愚園路的曲徑通幽，人們很難將艾黎的這間住所，與中共地下黨員的見面點和避難所掛起鉤來。事實上，自艾黎1933年加入了上海第一個國際性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結識了馬海德、史沫特萊、艾德加·斯諾、宋慶齡等著名人士，以及潘漢年、馮雪峰等中共黨員，就與中國共產黨建立了聯系。他們的家也就成為上海地下黨工作者的一個隱蔽場所，有時把一些革命傳單、文件或準備運往根據地的醫藥器械等物品存放在那里。

　　艾黎的這間住所，曾經掩護過從東京來滬的國際問題專家陳瀚笙，他以此成功躲避了租界當局的搜捕，后又在艾黎的護送下登上遠洋輪船，由此脫離了危險。與張學良聯系的中共中央代表劉鼎也在此居住，從民國24年的深秋，一直到民國25年上半年前往陜北。民國26年，抗日戰爭爆發時，魯迅的老朋友日本人鹿地亙和夫人池田幸子也曾因躲避日本警察的追捕而住進艾黎的住所。

　　1934年底，中共上海地下組織遭到破壞，黨組織將一部電臺設在艾黎家中，甘普霖負責在夜間收發電報。甘普霖是個能干的技師，能修理從電器到手槍等各種各樣的東西，他也是馬列學習小組的成員，這部電臺是當時上海中共地下組織與長征中的紅軍保持聯系的紅色電波。1935年11月，宋慶齡等人在艾黎住所得到了紅軍長征到達陜北的消息，為此當即共同舉杯為紅軍的勝利祝賀。電臺發出的電波不時被特務察覺，在清查時險遭暴露。某一星期日，一個由巡捕、包探和工程師組成的檢查小組，借由查找輸電線漏電來到艾黎住所。情況緊急，這時已沒有時間去拔掉頂樓發報機上的電線了，多虧艾黎、甘普霖巧妙周旋，以樓下“冰箱漏電”為由機智地引開檢查組登上頂樓，保住了電臺。

　　6.化名“比爾”護送“姑媽”

　　艾黎來華之初，正值中國大革命失敗之時。艾黎從英文報刊上讀到了有關宋慶齡的報道。1929年6月，艾黎在參加孫中山靈柩移葬南京中山陵奉安儀式時，第一次見到宋慶齡，在此前后，艾黎還通過閱讀美國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千千萬萬中國人》和文森特·希恩的《個人歷史》，對書中敘述的宋慶齡在武漢和蘇聯的個人經歷有了初步印象。1933年，艾黎在史沫特萊的引薦下，真正結識了宋慶齡這位中國革命的偉大女性。

　　在宋慶齡的鼓勵和支持下，艾黎與中共地下組織建立了聯系。從此以后，對于宋慶齡交辦的革命任務，艾黎總是盡心妥善地執行完成。在上海的歲月里，艾黎積極參與宋慶齡支持籌辦的《中國呼聲》雜志，用凱特·道森、理查德、霍華德、喬大琦、韓素梅、明甫等不同的筆名，在雜志上發表文章。他還曾把宋慶齡得到的武器藏在自己住所，后經輾轉運輸，送到了紅軍手中。為了保密，艾黎在給宋慶齡寄信時總是稱她為“姑媽”，而宋慶齡則稱艾黎為“比爾”。1937年11月上海淪陷，宋慶齡接受了中共中央的建議，于12月23日惜別寄托了無限情思的法租界莫里哀路28號中山故居，登上了開往香港的輪船。晚年的艾黎還清晰記得當時安全護送宋慶齡抵達外灘南京路碼頭，保護她安然登上船的情景：“她挎著我的胳膊走過所有那些面目猙獰、虎視眈眈的家伙，愉快地交談著，神態自若，無人敢上前盤問”。后來，由于戰爭的原因，艾黎有一段時間沒能同宋慶齡保持聯系，直到1938年在香港又見到她。

　　7.親赴山西涉險換鈔

　　1935年秋，美國記者史沫特萊把一位叫“查爾斯”的中國人帶到上海的艾黎住所。這個人在艾黎家住了將近一年，有時利用艾黎的公務車作掩護外出活動，也有時托艾黎去替他轉送地下黨的傳單或宣傳材料。后來艾黎才知道他的真名叫劉鼎，是紅軍在西北的一位重要領導干部。到了1936年秋，劉鼎已被任命為東北軍張學良將軍的參謀，實際上是紅軍派駐在西安的代表。

　　1936年9月，從西安傳來消息，希望艾黎去接受一項任務。艾黎抵達西安時，受到城里一隊隊士兵的徹底檢查，最后住在臨潼華清池賓館。一天晚上，劉鼎來訪并告知艾黎，西安的工作迫切需要用錢，要艾黎攜帶紅軍從山西繳獲的巨額地方鈔票，去太原各大錢莊換回中央銀行的法幣，然后運到上海，再電匯給西安的劉鼎。事情緊急，必須立即辦好。第二天一大早，艾黎在車站親手接過劉鼎裝有鈔票的白色大帆布袋，搭火車離開西安，到鄭州后換上北上的車，抵達石家莊，再換當時的窄軌火車抵達太原。在太原，艾黎就近住在離火車站不遠的老法國火車旅館，入夜后清理鈔票，把鈔票分包。次日早上，艾黎雇用了最漂亮的人力車，略帶一點西洋人的傲慢，偶爾議論幾句英美煙草公司，提一提華洋義賑會，冷靜、鎮定與車夫交談，以免引起懷疑。艾黎抓緊在三個錢莊換鈔，趕在這幾家錢莊有時間互相通氣談論他這個外國人剛光顧每一家錢莊前，計劃成功了。隨即艾黎帶著整整齊齊的一包中央發行的鈔票，乘火車快速離開了太原。多年后，艾黎在自傳中寫道：“如果遭到盤問，我答不上來，必然引起懷疑，因為那正是一個危險的時候”。艾黎將換來的鈔票帶至上海，宋慶齡把換來的九千多元湊成一萬元，最后由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章乃器電匯給西安的劉鼎。一萬元法幣在當時是一筆很大的數目，對中國共產黨在西安開展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8.百萬軍毯支援抗戰

　　軍毯是重要的軍需品,直接關系到前方戰士的冷暖，對保障士兵戰斗力有積極作用，因而間接影響到前線戰況?？箲饡r期，裝備軍隊的毛毯外購因日軍封鎖運不進來，人們始終沒有看到買來的毯子。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經過艾黎等人的努力爭取，“工合”同國民政府簽訂了制做百萬軍毯的合同。這是“工合”同政府訂的最大的一項合同，完成這一項目對整個合作社運動的信譽至關重要。艾黎明白這次訂單的重要性，所以他下定決心，不管有多少困難，任務也必須如期完成！

　　據《艾黎自傳》記述，“這項工作開始后遇到許多問題。早些時候由于制成品來自沿海，內地的紡織工藝已經退化。人們必須從頭學技術。再就是羊毛——沒有足夠的羊毛！”艾黎克服重重阻力，積極開展工作，最終確定工合西北區辦事處和川康區辦事處為主要承制單位，采取合作化方式，組織民眾進行生產。為此他從重慶去阿壩的松潘，實地去聯系組織購買羊毛和以物換取羊毛的事宜。艾黎在這塊喇嘛與活佛的地盤上頗有幾次冒險，但最后總算平安地返回了。不久，在寶雞、西安、蘭州等地，相繼建起了多家毛毯合作社。到1942年底，工合總共生產了三百萬條軍毯，另外還有軍服、布鞋、襪子、背包等多種軍用物資，其中由甘肅蘭州、天水、平涼三地的工合合作社生產的軍毯就達100萬條。艾黎以實際行動兌現了“生產自救、支援抗戰”的諾言，百萬條軍毯運動的成功開展，不但保障了戰時的軍需供應，而且還解決了當地民生問題。工合的產品對于西北地區戰勝嚴重的經濟困難，堅持抗戰，起到了積極作用。

　　9.籌建兵工險遭入獄

　　工合運動一開始就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支持。為了在延安地區開展工合運動，路易·艾黎于1939年親赴延安，并在此設立了中國工業合作社指導站。在延安暫短的停留期間，毛主席三次會見了他。在第三次會見艾黎時，毛主席特別提到要艾黎想辦法支援正在晉西北指揮游擊隊抗日的賀龍。

　　會見后，艾黎感到興奮的不得了，他日以繼夜畫藍圖，做計劃，爭取在最短的時間內就完成任務。艾黎認為，既然工合把支援抗戰當做自己的責任，為戰斗在晉西北的賀龍將軍建立一個兵工廠，制造手榴彈等武器，對工合來說也是義不容辭的。經多方打聽，了解到那里最需要的是尋找鐵礦石和煉鐵的知識技術，艾黎就想從晉東南的陽城地區招募些煉鐵工匠，由工合出資辦廠。為此，艾黎通過洛陽晉豫“工合”事務所，聯系到洛陽八路軍辦事處姓袁的負責人。1941年，艾黎帶著有關的藍圖和資料前往洛陽，并約定在一個澡堂見面，討論建廠計劃。艾黎與姓袁的負責人一邊洗澡，一邊商談問題，并在吃晚飯時繼續討論。沒有想到的是姓袁的已投靠國民黨，就在艾黎洗澡的時候，姓袁的盜走了他衣袋里有關建廠的資料，并向國民黨反動派告了密。國民黨特務來了，艾黎拿出蔣介石私人顧問、西安事變調停人端納為他弄來的有蔣介石簽字的特殊通行證后，才得以脫身。姓袁的變節結果使往來于太行山革命根據地和洛陽八路軍辦事處之間的不少黨的地下工作者遭到逮捕，甚至殺害。籌建兵工廠的計劃就此流產了。后來駐華盟軍總參謀長史迪威將軍曾詢問該怎樣辦些必要的工場、小型兵工廠及其他設施，以幫助八路軍在必要時刻全力打擊日軍，艾黎建議把相關建廠設備盡快空運到華北的指定地點，成立300個左右的小型機械工場，這就會使局面大為改觀。這個建議沒有完全實現，但是辦成功的幾個小廠非常有用。

　　洛陽事件后，特務們雖然沒有立即對艾黎采取行動，但在特務的檔案里，艾黎又多了一個“通共產黨”的罪名。1942年，國民黨政府撤銷了他“行政院技術總顧問”的職務，對他下了通緝令，要把他驅逐出境。艾黎感到說不出的苦惱。這時，像任何他遇到困難的時刻一樣，周總理給予了他勇氣和鼓勵，“國民黨反動政府不能代表中國人民，中國人民需要他在中國繼續工作”。加上艾黎還持有“工合國際委員會”委員和“實地工作秘書”這個頭銜，蔣介石無權剝奪它，也不敢剝奪它。這給艾黎繼續做他的革命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10.鼎力相助解放玉門

　　早在雙石鋪的時候，艾黎與何克就已經被國民黨當局戴上了“紅帽子”，因此，山丹培黎工藝學校從一建校就受到當地國民黨軍警的密切注視。1949年下半年，人民解放軍已經開始向蘭州推進了，河西走廊的解放指日可待。但是，在反動勢力被徹底打垮之前，培黎學校的安全還是沒有保障，特務們和馬步芳匪幫隨時可能搞破壞，用武力搶掠校產，或抓學生當壯丁。艾黎必須做最壞的打算，保住學生，保住校產，把一個完整的、井然有序的培黎學校交給人民解放軍。艾黎把老師和學生們召集起來開會，動員大家要盡一切努力，保護學校的一草一木。為此，艾黎和學生進行了一場勇敢機智的護校斗爭，并事先將學校的一些重要設備和運輸車輛進行了拆卸隱藏。

　　1949年9月19日，山丹解放了。9月21日，一位解放軍的軍官來到學校，想借三輛卡車運送部隊去解放地處焉支山下，與山丹軍馬場接壤的大馬營。第二天黎明，解放軍西進部隊司令員黃新廷來到擂臺艾黎住處，希望借學校的全部卡車和運輸組的學生，運送部隊向西挺進解放玉門油田。艾黎隨即讓學生把拆卸隱藏的車輛重新裝好，從老礦井里把埋藏的汽油挖出來。同時，將培黎學?？p制的500套皮大衣送給解放軍，把受傷的解放軍送到培黎學校醫院治療。運輸組把第一批部隊送到大馬營補給站之后，20輛卡車都上路了，這些車便去解放玉門油田外籍教師新西蘭人魏美思是個畜牧專家，他駕駛學校里最大的一輛卡車，跑在車隊最前面，車上一面大紅旗迎風飄揚，運輸組的學生全都當了司機。艾黎高興地看到，旨在強健體魄和掌握創造性技術的學校教育已幫助學生們養成了善于應付各種挑戰的能力。1949年9月28日，中國人民解放軍三軍九師政治部主任康世恩一行，從張掖急速行軍抵達玉門，第三軍軍長黃新廷宣布玉門油礦解放。當年11月，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彭德懷邀艾黎到酒泉會面，贊揚了培黎學校的成績及學校對解放軍西進的支持。

　　在中國革命和抗戰的艱苦歲月，艾黎總是堅定不移地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為了中國的革命和解放事業，付出了最熱血的革命激情，受到中國人民理所當然的尊敬。鄧小平稱贊他是“中國人民的老戰士、老同志、老朋友”“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習近平主席評價說：“艾黎與中國人民風雨同舟，在華工作生活60年，為中國人民和新西蘭人民架起了友誼之橋。”

　　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們要接續傳承弘揚以“熱愛和平、追求正義的國際主義精神，艱苦奮斗、‘努力干、一起干’的工合精神，‘手腦并用、創造分析’的教育實踐精神，心系人民、無私奉獻的博愛精神”為主要內容的路易·艾黎精神，講好艾黎故事，把紅色基因代代傳承下去，積極向國際社會宣傳和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促進中外民心相通，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智慧和力量。

　?。ㄗ髡哙嵧ズＯ堤m州城市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