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作為古絲綢之路上的通衢要塞、通都大邑，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在經略西域、保障絲綢之路暢通，促進農耕、游牧、商貿等多元文明互動和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歷史進程中發揮了重大作用，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

　　作為中國旅游標志之都、中國優秀旅游城市、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的武威，遺留、發現了眾多的歷史遺跡和出土文物，它們從政治制度、商貿交流、社會風俗、喪葬習俗等各方面實證著多民族“三交”的歷史。歷經近700年歲月洗禮的元代亦都護高昌王世勛碑（以下簡稱“高昌王碑”），其建造興廢變遷、承載的人物史事，為我們窺探武威多民族“三交”歷史畫卷，提供了生動的史實依據。

　　一、高昌王碑文獻記載耙梳

　　高昌王碑被發現于武威城北10多公里處的千米永昌鎮石碑溝村，碑僅存殘碑首及碑身中段，現保存于武威文廟西廂房碑廳中。此碑雖然保留有大量文字，然而原貌已無法見到，但是通過古籍文獻的記載卻可以窺探相關歷史細節。

　　高昌王碑的碑文由虞集所撰，原始出處在虞集所著的《道園學古錄》中有收錄。此外，清代乾隆時期編撰的《武威縣志》、張澍編撰的《涼州府志備考》、宣統《甘肅新通志》，以及近代文人張維的《隴右金石錄》等史料中均有記載。高昌王碑發現后，近現代學者張維、黃文弼、黨壽山等人根據史料記載對碑文全文做了復原。

　　現存記載武威歷史最早的一部志書，清初順治年間蘇銑編撰的《（丁酉）重刊涼鎮志》中，對高昌王落足河西有所記載，在“涼州衛·官師志”下載有“帖睦兒補化，其先畏兀兒人，家于和杯山。元太祖時，補化之先舉國來歸，功贊興運。至補化，佐世祖經天下，為丞相、御史大夫，臨大政，決大疑，憂深思遠，聲容凝重。歷事武宗、仁宗三世，皆封高昌王。”至乾隆年間成書的《武威縣志》“官師志·名宦”中也有記載，為“帖睦兒不花，其先畏兀兒人，家于和<林>山。太祖時，舉國來歸。至不花為世宗丞相，臨大政，決大疑，憂深思遠，聲容凝重。歷武宗、仁宗三世，皆封高昌王。”所記載內容與《（丁酉）重刊涼鎮志》中基本一致，只是人名用了同音字，“補化”變為“不花”，少了如“功贊興運”“佐世祖經天下”“御史大夫”“事”等字句，可見后者在編撰時采用的史料源自《（丁酉）重刊涼鎮志》，但是在《武威縣志·地理志》中也記載有“永昌路，城北三十里。元置。今永昌堡。有高昌王碑，巎巎書。”再到隴上學儒張澍的《涼州府志備考》中，“祥異古跡卷”記載“元高昌王墓，有世勛碑，虞集撰文。”藝文卷有“虞集高昌王世勛碑”原文。

　　二、高昌王碑的發現歷程

　　作為立在宮殿、陵墓等處，在其上鐫刻文字，用以記事頌德，意在垂之久遠在石碑，由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組成，多立足地表之上。與同樣在永昌鎮石碑溝村保留的“大元敕賜追封西寧王忻都公神道碑”一樣，高昌王碑原本也是矗立于地表之上的。根據《（丁酉）重刊涼鎮志》《五涼全志》《涼州府志備考》等記載，說明至少在清代中期之前的很長時間是保存完好的。

　　1933年秋天，在武威縣永昌鄉石碑溝村發現此碑中段，消息被酷愛金石的地方人士賈壇和唐發科知悉后，隨即于1934年被轉移保存至縣民眾教育館(今武威文廟)，并在石碑右側跋文：“此元亦都護高昌王世勛碑也，為虞仁壽集奉敕撰文，康里文忠巎巎書丹，趙文忠世延撰額，三公皆元代名臣大儒。而康里字體遒勁峻整，在率更清臣之間，洵可寶也。碑文詳《道園學古錄》及《元文類碑》，則于清季被土湮沒之地中，后復鑿其半為碾磨。癸酉秋，始于高昌鄉石碑溝訪得其處，掘出之，移置教育館。夫是碑既遭摧殘，又復湮沒，不幸甚矣!今得其半，意者猶有鬼神守護歟！顯晦有時，不終埋沒歟！愿后之學者永護惜之，以存國粹，豈第為一鄉榮光哉。民國二十三年嘉平月邑人賈壇、唐發科敬跋，趙士達敬觀，石工周兆年鐫字。”詳細說明發現此碑的情況及碑文出處等。

　　后1964年，甘肅省博物館又在此發掘出該碑碑首，為蟠螭，運回文廟同該碑放在一起，使得碑之原貌得以進一步完整。

　　三、被贊為碑中三絕

　　高昌王碑的碑文是由虞集撰寫的。虞集是南宋左丞相虞允文的五世孫，是元朝問鼎中原后，中期全國著名的漢族官員、學者、詩人，同揭傒斯、柳貫、黃溍并稱“元儒四家”。高昌王碑的書寫者為巎巎。自幼博通群書，是元代著名書法家，與趙孟頫、鮮于樞、鄧文原齊名，世稱“北巎南趙”。撰額者奎章閣大學士、涼國公趙世延祖先是雍古族，死后被追贈上柱國，追封魯國公，謚號文忠。

　　以上三人都是當時的名宦重臣，奉敕或者承旨參與高昌王世勛碑的撰文、書丹、撰額，三人分屬不同的民族，有漢族，有蒙古族、有雍古族。

　　高昌王碑的正面為漢文，然而碑的背面究竟是什么文字，起初認為是蒙古文，如張維在其《隴右金石錄》中就說記載“蒙文繁細，已不可拓，其文當為前碑譯文也。”然而隨著研究的深入，認為背面是“回鶻式蒙古文”。

　　高昌王碑，無論從撰文、題跋、書法看，還是以文章、書法、刻工觀，均屬上乘，聞名于世，碑文、書法、所頌之人皆為當世人杰，因而被譽為“三絕碑”之列。

　　（武威市涼州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賈海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