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 晶

　　17世紀后半葉，來自中國武夷山地區的茶葉跨越千山萬水，送至俄羅斯的千家萬戶，一條繁榮數百年的萬里茶道見證了中國與世界開展大規模茶葉貿易的輝煌歷史。這條商道將茶文化傳播到五洲四海，豐富了沿途各國人民的文化生活，促進了彼此間的民心相通。

　　南方嘉木，舟車輸北。中國是茶葉的原產國，是世界上最早發現并飲茶的國家之一。漢代已經出現茶葉交易和飲茶習俗的文獻記載，至唐代，茶成為風靡全國的飲品。同時，伴隨著唐宋時期的茶馬互市、政治和親、外交饋贈、宗教交流等活動，中國茶也開始進行域外傳播。但總體上，迄唐至元的茶葉生產和銷售一直為官方所壟斷，并非當時中國主要的出口貿易商品。明清兩代，中央政府放寬了對茶葉的壟斷經營，允許民間商人公開售賣茶葉，茶葉貿易蓬勃發展，清代更是成為茶葉跨境貿易空前繁榮的時期。萬里茶道即誕生于這一背景，直接促進中國茶發展成為世界性的大宗貿易商品。

　　萬里茶道南起中國南方山地產茶區，經水陸交替運輸北上，經漢口、張家口集散轉運，過庫倫（今烏蘭巴托）后延伸至古代中俄邊境茶葉通商口岸恰克圖完成交易，而后輾轉銷往西伯利亞、莫斯科、圣彼得堡和歐洲。這一線路溝通了東亞內陸地區南北方向農耕文明與草原游牧文明的核心區域，并延伸至中亞和東歐等地區，展現了茶葉在成為全球性商品的過程中影響和輻射的廣大范圍。

　　萬里茶道不是單純的貿易線路，而是具備全流程的跨國茶商貿體系，其貿易活動涵蓋茶葉生產、制作、包裝、運輸、集散、商貿、消費等各個環節。其開拓者主要是晉商。

　　山西地處中原農業區與北方游牧區的中間地帶，艱苦的自然地理條件使晉人選擇以南北物資交流的行商貿易為一大主業。同時，明代的“開中制”和“茶馬法”使晉商得到開發南方食鹽市場、進軍北方邊鎮的歷史機遇，大大擴展了貿易范圍，積累了雄厚的資本。清康熙朝以后，北部邊境開始穩定下來，山西旅蒙商人迅速深入西北地區和蒙古草原，這其中最大宗的消費品就是茶葉。晉商紛紛涌向江南茶產區投資制茶，經營起一條面向大西北、蒙古草原以及俄羅斯的貿易大通道。

　　晉商還將其創立的票號業務引入萬里茶道，支撐了茶道跨文化遠距離貿易的高效運轉。反之，茶道貿易也推動了早期金融業的繁榮。當萬里茶道因太平天國運動受阻時，晉商審時度勢，大力開拓兩湖茶產區，保證了茶路的暢通。

　　萬里茶道作為大型文化線路遺產，其經營與運轉對沿線地區的城鎮、交通、建筑的格局、功能、類型等方面產生了深遠影響，反映了近代商業文明對傳統農耕文明的影響。

　　萬里茶道沿線城鎮出現了以商貿、服務為主要功能的街區，直接影響了原有的市鎮格局，甚至引起區域核心功能的轉變。茶商一方面充分利用與整合原有成熟的交通網絡，另一方面則積極開辟和完善交通系統，如武夷山的閩贛古驛道分水關段、漢口的大智門火車站、社旗的賒店水陸轉運碼頭、晉豫交界的太行陘等，大大促進了茶道運輸業的興盛。隨著茶葉貿易體系的完善和近代化歷程，萬里茶道沿線還出現了大型茶葉工廠、近代銀行、海關等新興建筑類型，如安化第一茶廠、漢口俄商近代建筑群、江漢關大樓等。

　　萬里茶道貿易伴隨有多個區域間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如在茶道沿線重要的節點城鎮中，普遍共存著道教（尤其關帝信仰）、佛教、伊斯蘭教等的寺院，呈現出多元的宗教和文化交流。

　　萬里茶道的歷史智慧值得當代人去探索、發掘和繼承，在助力文明對話、商貿交流、地區互動、共同發展等方面發揮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