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勇

　　我的作品中有五部比較特別——“一個人”，表現青蒿素發現者屠呦呦的歌劇《呦呦鹿鳴》；“一座碑”，以石匠為主人公的河北梆子《人民英雄紀念碑》；“一艘船”，致敬中共一大“開天辟地大事變”的歌劇《紅船》；“一本日記”，講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抗疫題材歌劇《天使日記》；“一封信”，寫愛祖國、愛家鄉、愛親人的華工華僑的歌劇《僑批》。

　　這五部作品都是“大題材”，但無論題材多么重大，“言情化”的創作理念始終不曾忘卻，即“寫人”，寫具體、生動的人，寫能引發同頻共振的情感。

　　比如，面對“人民英雄紀念碑”這樣宏大的題材，既可以領袖為主角，也可以碑體設計者梁思成和參與設計的林徽因為線索，還可將吳作人、劉開渠等畫家、雕塑家敷演成劇。然而，曲陽石匠們的故事始終吸引著我。石匠是人民的一分子，是最普通、最樸素的一分子，普通的石匠雕塑人民英雄才更有意義。于是，我寫的河北梆子《人民英雄紀念碑》選擇從“刻小碑”升華到“刻大碑”的無盡感嘆，凝練成“人民創造歷史，歷史造就人民”的宏大主題。

　　回首創作之路，真善美，始終是主線。舞臺就是藝術家的天地。我們一面叩問往昔，一面塑造未來。正如一個巨大的鐘擺，當它側首回顧的幅度越大，遙寄未來的距離才能越遠。

　　12歲那年，我在家鄉藝術學校學習采茶戲，那是一種流行于江西西部的“三小戲”。學戲并非我的主動選擇，但看了京劇電影《白蛇傳》，我被深深吸引。《白蛇傳》劇本是田漢寫的，我當時一連看了三遍，越看越喜歡。傳奇的故事、幽幻的意境，那些“看斷橋、橋未斷卻寸斷了柔腸”“猛回頭避雨處風景依然”的唱詞，文辭背后溫潤的筆觸、細膩的情愫，還有劇作中蘊含的真善美，直擊我的心弦。14歲，我寫了平生第一個兒童劇劇本《啄木鳥》。

　　40多年的編劇生涯，讓我逐漸認識到：真正優秀的作品是詩性的、言情的。戲劇理論家張庚有“劇詩”一說，闡釋中國戲曲藝術的本質特征在于“詩化”，即劇作也是一種詩。這一理論給我留下刻骨銘心的印記。冥冥中，我覺得兒時愛背詩的自己，最后走上編劇之路，或許就是一種“注定”。而紅學家卜鍵老師講述的戲曲類型化、程式化、言情化，對我的創作幫助頗大。詩性表達讓藝術與生活保持距離，且高于生活；言情化創作就是寫人，寫人的情感。

　　無論創作經歷，抑或工作經歷，所有的人生歷練都是彌足珍貴的積累。我的創作涉獵戲曲、話劇、兒童劇、歌劇、音樂劇、舞劇等不同藝術門類。戲曲則包括京劇、黃梅戲、贛劇、越劇、評劇等十幾個劇種。我還學過表演、當了編劇、搞過研究、干了管理。其間，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工作經歷對我的成長影響深遠，在那所幾乎涵蓋了所有藝術門類的學府里，我像海綿一樣吮吸著豐厚的養分。不同藝術門類的特點，融匯到我的創作中，逐漸形成自己的創作風格。

　　今年，我給自己定下了新的創作任務：一部話劇《水木清華》，講述清華大學首任校長唐國安的故事；另一部是歌劇《南遷》，講述故宮文物南遷的故事；還有一部地方戲，通過一株茶樹、一片茶葉，講述茶的故事、茶人的故事。

　　梨園行里，寫劇本的被叫作“打本子的”。我或許干不了別的，只能“打本子”。人這一生很短暫，在有限的生命里，能夠做好一件事，也就是“擇一事，終一生”，就已“善莫大焉”了。

　　（作者為一級編劇、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國家京劇院院長）